但这在根本上并不影响此前现代性乃灵知主义之论断所包含的洞见。
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这里所说的活泼洒脱之机，就是灵明直觉之机，它本来就是感性的、活泼泼地，不是形而上的静体。
道即道德理性，欲即自然本能，以道制欲，其乐是理性指导下的乐，故乐而不乱。[41]《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22] 人民有好恶的情感需要，就必须有喜怒以应之，这样才能使其好恶有所遵循。在人性问题上，他的起伪化性说，已在性的学说中作了介绍。
三、本体之乐 在宋明理学中，乐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是指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本体体验，它既是情感的，又是超情感的。[50] 对此，他有一个解释。七是黄老道家的某些同阴阳观念有关的思想乃是自家独有的特色理论，如阳尊阴卑的理论仅出现在《黄帝四经》中，邹衍的遗说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未出现。
对于黄老道家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理论体系之探讨，故而黄老道家曾被称为道法家。一般来说，某家之学之所以能够称为家，须具备代表人物或创始人、代表著作、独具的思想体系、传承系统等条件、要素，用这些条件、要素来衡量，阴阳观念虽产生甚早，但一直比较零散，还不能称为阴阳家，直到战国晚期的邹衍才开创了学派并有人传承。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阳尊阴卑的思想大加发挥，这部分内容只能是直接承自黄老道家，同阴阳家并不相关。从阴阳家的成熟形态及其历史影响看，固然是未尝不可的，但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理论在成为阴阳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曾经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而长期存在。
二是现存史料所见的邹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洲说，并无四时教令等思想内容。四时教令是《黄帝四经》的一个重要理论创造，它承续春秋以来盛行的阴阳观念并做了关键性的推进。
五是《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体都有传承和发展。如果齐人邹衍的已佚学说中包含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内容，也应是通过齐文化的代表著作《管子》传承而来。当然，我们可以推论，既然四时教令等思想是阴阳理论的主要内容，邹衍作为阴阳理论的集大成者，思想中理应包含这部分内容。一是阴阳家是先秦重要学术流派中最晚出现的一家。
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只被用来解释星陨、地震等异常和灾害性的自然现象，《黄帝四经》则将其引入社会领域，用于解释和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黄帝四经》首创阴阳刑德理论，提出刑阴而德阳的思想，把一年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段，并同德（即德政，温和的政治，体现天对万物的仁爱）与刑（即刑政，严厉的政治，体现天对万物的威严）两种治国手段相对应，主张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和赢阴布德，宿阳修刑，以符合阳节和阴节。《黄帝四经》概括出贵阳贱阴的命题，并根据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和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的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和关系概括为阴和阳两类，属于阳的一类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属于阴的一类居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早期的阴阳观念提升为哲学理论，这对于阴阳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显然，阴阳观念如果一直停留在用来解释异常的自然现象阶段，就不会大行于世并发展为一家之言。
邹衍的著作早已亡佚，其中是否包含了四时教令等思想，尚无确凿证据。三是《黄帝四经》是道家黄老派的奠基之作，内容反映了战国中期黄老道家的思想成果，其中的四时教令等思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以阴阳推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史料，明显早于邹衍。
黄老道家与阴阳家的关系 以上所论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四种理论，都与阴阳观念有着密切关系。此种关系具体如何往往语焉不详，直至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出土，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才得以显现。
但退一步说，即使邹衍著作中确有四时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首创或独创，因为在他之前的道家黄老之学中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四时教令等思想，《黄帝四经》《管子》早于邹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六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文献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四时教令、阴阳灾异等思想，但都是阴阳家出现后的作品，有可能传承自阴阳家，也可能直接传承自黄老道家，需要具体论证。《黄帝四经》的上述思想（阳尊阴卑除外，该思想未见于《黄帝四经》之外的先秦典籍），为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所继承和发展，在《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理论发展脉络。《黄帝四经》放弃了这种神秘的传统解释方式，运用阴阳四时理论解释灾异，认为灾异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天地间的阴阳失调乃是社会政治刑德失序所致。（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4日） 进入 白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黄老道家 阴阳家 马王堆 黄帝四经 。《管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早于邹衍，可看作《黄帝四经》与邹衍之间的中间环节。
太史公从道家同百家之学的关系概括其学术要旨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中阴阳家列于首位，可见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四时教令以阴阳观念为理论基础，以因天时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的社会行为必须依循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消长之序。
《黄帝四经》列举的天地、主臣、上下、男女、父子、贵贱等大量的对应关系都是阳尊阴卑的关系，决定这一切的是阴阳大义，即人道取法于天道，天道之阴阳决定了人道之尊卑。笔者认为，这四种理论都是先秦黄老道家将阴阳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政治伦理领域而做出的思想创造，是黄老道家对春秋以来阴阳观念做出的重要推进
太史公从道家同百家之学的关系概括其学术要旨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中阴阳家列于首位，可见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非常密切。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于《管子》，学界对此大体无异议，没有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合流，就不会有阴阳五行家的出现。
二是现存史料所见的邹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洲说，并无四时教令等思想内容。阳尊阴卑是《黄帝四经》的另一个特色理论。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只被用来解释星陨、地震等异常和灾害性的自然现象，《黄帝四经》则将其引入社会领域，用于解释和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而此时的道家黄老之学，至少已活跃了半个多世纪。
五是《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体都有传承和发展。可见，阴阳家终能成为六家之一，离不开《黄帝四经》的理论贡献，也离不开《管子》《庄子》外杂篇等黄老道家著作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七是黄老道家的某些同阴阳观念有关的思想乃是自家独有的特色理论，如阳尊阴卑的理论仅出现在《黄帝四经》中，邹衍的遗说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未出现。从阴阳家的成熟形态及其历史影响看，固然是未尝不可的，但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理论在成为阴阳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曾经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而长期存在。
以往学界通常把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归之为阴阳家，而笔者认为这四种理论是战国中期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创造，为战国晚期阴阳家汲取而成为阴阳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四经》列举的天地、主臣、上下、男女、父子、贵贱等大量的对应关系都是阳尊阴卑的关系，决定这一切的是阴阳大义，即人道取法于天道，天道之阴阳决定了人道之尊卑。
一般来说，某家之学之所以能够称为家，须具备代表人物或创始人、代表著作、独具的思想体系、传承系统等条件、要素，用这些条件、要素来衡量，阴阳观念虽产生甚早，但一直比较零散，还不能称为阴阳家，直到战国晚期的邹衍才开创了学派并有人传承。四时教令是《黄帝四经》的一个重要理论创造，它承续春秋以来盛行的阴阳观念并做了关键性的推进。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思想的要旨是序四时之大顺、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即所谓四时教令。这是把阴阳消长的自然节律作为如何运用刑与德这两种治国的基本手段的天道观根据，使得刑德之施具有可操作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
《管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早于邹衍，可看作《黄帝四经》与邹衍之间的中间环节。对于黄老道家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理论体系之探讨，故而黄老道家曾被称为道法家。
《黄帝四经》的上述思想（阳尊阴卑除外，该思想未见于《黄帝四经》之外的先秦典籍），为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所继承和发展，在《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理论发展脉络。但退一步说，即使邹衍著作中确有四时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首创或独创，因为在他之前的道家黄老之学中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四时教令等思想，《黄帝四经》《管子》早于邹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
阴阳刑德是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对四时教令的理论提升。《黄帝四经》放弃了这种神秘的传统解释方式，运用阴阳四时理论解释灾异，认为灾异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天地间的阴阳失调乃是社会政治刑德失序所致。
